过去20年，全球抑郁症负担增长近50%，已被WHO列为致残首因。饮食作为可干预的危险因素，既往文献多聚焦“健康”与“不健康”二元对立，证明富含蔬果、全谷、海鱼的膳食可降低抑郁风险，而高加工食品、高糖高脂膳食则相反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人们为减重或控制慢病而采用的“限制性饮食”（低热量、低脂、低糖、低盐、糖尿病膳食、DASH膳食等）对抑郁的影响证据零散，且缺乏对性别与体重状态差异的系统评估。这一空白限制了临床营养师与精神科医生给出精准饮食建议。

研究人员利用美国NHANES2007–2018六周期横断面数据，评估三类常见限制性饮食模式（低热量、限制特定营养素、医学或已证实的膳食模式）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，并探讨性别和BMI对该关联的修饰作用，为制定个体化饮食-精神健康干预策略提供循证依据。

该研究为横断面、全国代表性研究，纳入完成抑郁筛查（PHQ-9）及首日膳食访谈的≥18岁成人，排除BMI＜18.5kg/m²者，最终样本28525例。通过复杂抽样权重校正，使结果可外推至美国非机构化人群。依据NHANES问题“您是否正在执行任何减肥或其他健康相关饮食？”及后续多选回答，将受访者互斥地归入四类：①低热量饮食（明确为“减重/低热量”）；②限制特定营养素饮食（低脂/低胆固醇、低糖、低盐、低纤维、低碳水单一或组合）；③已确立膳食模式（糖尿病膳食、DASH或复合低盐低脂低糖）；④未执行任何特殊饮食（参照组）。

图：参与者纳入流程图.BMI，体重指数；DPQ，心理健康-抑郁症筛查工具

同时，以PHQ-9总分评估抑郁严重程度；≥10分定义为临床显著抑郁。进一步拆分认知-情感分量表（条目1、2、6、7、9）与躯体分量表（条目3、4、5、8）。协变量包括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教育、婚姻、收入贫困比、吸烟、饮酒、BMI、食物安全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。采用R4.4.0的survey包进行加权分析。通过多变量线性回归估计饮食模式与PHQ-9总分的回归系数(aCoef)及95%CI；纳入饮食模式×性别、饮食模式×BMI交互项，显著时行分层分析。多重缺失采用整例删除。显著性水平α=0.05。

结果显示，最终样本28525人，其中女性14329（50.6%）。总体抑郁症状患病率7.79%；肥胖者抑郁率最高（48.7%）。87.2%未执行特殊饮食，8.1%低热量，2.9%限制营养素，1.8%已确立膳食模式。

与未饮食控制者相比，低热量饮食者PHQ-9总分升高0.29分（95%CI0.06–0.52，p=0.016）；限制营养素及已确立模式与总分无统计学关联。

图：按照BMI分层的不同饮食模式类别中抑郁症状的普遍性

在超重人群中，低热量饮食与PHQ-9升高0.46分（0.02–0.89），限制营养素饮食升高0.61分（0.13–1.10）。健康体重与肥胖组未见显著关联。男性限制营养素饮食者的认知-情感得分升高0.40分（0.10–0.70），低热量饮食者的躯体得分升高0.50分（0.15–0.85）。女性中三种饮食模式与任一分量表均无显著关联。此外，低热量饮食与认知-情感得分升高0.16分（0.02–0.29）相关；限制营养素饮食与躯体得分升高0.28分（0.09–0.47）相关。

表：BMI与饮食模式在抑郁症状严重程度（总PHQ-9评分）上交互作用

综上，在真实世界研究下，低热量饮食整体与抑郁症状加重相关，尤其表现在认知-情感层面。超重个体采用低热量或限制营养素饮食时抑郁风险更高，提示体重管理需同步心理监测。男性对任何限制性饮食均更敏感，表现为躯体及认知-情感症状增加；女性则未观察到显著关联。已确立的医学膳食模式（糖尿病膳食、DASH）在本研究中未显示抑郁风险增加，可能与样本量少及自报偏倚有关。该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，例如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；饮食模式基于自报，缺乏客观生化指标；低碳水、肾病患者膳食等类别样本小。未来需开展纵向队列与真实世界干预试验，比较控制与自由生活环境下的差异，并纳入生物标志物验证。

原始出处

MennitiG,MeshkatS,LinQ,etal.Mentalhealthconsequencesofdietaryrestriction:increaseddepressivesymptomsinbiologicalmenandpopulationswithelevatedBMI.BMJNutrition,Prevention&Health2025;8:e001167.doi:10.1136/bmjnph-2025-00116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