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（WCLC）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盛大召开，全球肺癌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胸部肿瘤诊疗的最新进展与未来方向。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肺癌学术盛会之一，本届大会不仅展示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前沿成果，更凸显了多学科协作、精准治疗与个体化策略在肺癌管理中的核心地位。

在大会现场，梅斯医学特邀国际肺癌研究协会（IASLC）前任主席、斯坦福大学医学院Heather Wakelee教授，围绕KEYNOTE-671等关键研究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（NSCLC）治疗的重大突破与未来方向进行深入探讨。

KEYNOTE-671再添力证：帕博利珠单抗确立围手术期治疗新标准

自KEYNOTE-671研究首次中期分析显示无事件生存期显著获益以来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新辅助/辅助治疗模式已在全球多地获批，逐步成为早期NSCLC的标准治疗之一。而本次WCLC上公布的最新疗效更新数据，进一步夯实了其临床地位。结果显示，“新辅助+辅助”模式下全程免疫治疗策略（围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）对NSCLC患者中的显著疗效。这也意味着进一步巩固了帕博利珠单抗在早期可切除NSCLC患者围术期治疗中的核心地位。

精准筛选：多学科协作下的个体化决策路径

在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日益普及的背景下，如何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策略？Heather Wakelee教授强调，“所有早期肺癌患者都必须经过多学科团队会诊，包括外科、放疗、内科肿瘤、病理、影像及呼吸科专家，共同制定最优方案。同时，分子检测是决策的基石。我们必须至少检测EGFR和ALK突变，必要时扩展至其他驱动基因。对于EGFR等驱动基因阳性患者，免疫治疗不仅疗效有限，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毒性，而目前已有经证实可改善生存的靶向治疗方案。”

此外，肿瘤可切除性评估至关重要。目前主流趋势是采用“化疗+免疫”新辅助治疗以降期缩瘤，但部分进展迅速、存在“错过手术窗口”风险的患者，仍应优先考虑直接手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实挑战不容忽视，约20%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最终未能完成手术，另有至少20%术后患者无法接受辅助治疗。因此，临床决策的核心在于权衡‘优先顺序’。

三大OS获益方案并立：治疗方案持续突破

谈及本届WCLC最具影响力的进展，Heather Wakelee教授首先提到FLAURA-2研究的总生存期结果，‘化疗+奥希替尼’相比奥希替尼单药显著延长OS，这标志着在第三代EGFR-TKI基础上联合治疗的时代已经到来。另外，MARQUEE研究中“埃万妥单抗+拉泽替尼”也显示出OS获益，为EGFR突变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。

在围手术期领域，RATIONALE-305研究最新公布的OS阳性结果，使信迪利单抗成为又一具有OS证据支持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方案。结合此前CheckMate 816研究，仅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+化疗也报告OS获益，目前全球已有三种不同方案被证实可为早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优势。同时，多项针对ALK、RET等驱动基因的新型TKI研究，以及ADC药物的更新数据也在大会亮相，展现了肺癌治疗“精准化+多元化”的蓬勃态势。

目前已有早期研究探索术前使用TKI的可行性，部分结果显示良好病理缓解，尤其在EGFR突变患者中潜力显著。多项“新辅助靶向治疗”或“放疗前靶向治疗”临床试验正在进行。然而，并非所有尝试都一帆风顺。部分免疫联合靶向研究，如替雷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的相关试验，结果未达预期。她坦言，“这提醒我们必须更深入理解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，为何它对某些患者效果惊人，对另一些却无效？”

对于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“治愈路径”，Heather Wakelee教授提出关键问题：“是长期使用TKI？还是通过诱导免疫应答实现更深缓解？”这些正是未来研究亟需攻克的难题。

疗效与生活质量的平衡：治愈之外的深远考量

在追求生存获益的同时，生活质量始终是临床决策的重要维度。Heather Wakelee教授指出，“晚期肺癌患者常伴有明显症状，有效控制肿瘤本身就能显著改善生活质量。即使治疗有一定毒性，只要净获益为正，患者通常愿意接受。”

但对于以“治愈”为目标的早期患者，情况更为复杂。我们必须思考‘治愈的代价’，若患者五年后仍在承受长期不良反应，他们可能会质疑当初的选择。因此，优化治疗耐受性、减少远期毒性，是未来改进方向。尽管目前大多数方案耐受性良好，但严重副作用仍偶有发生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尚无法准确预测哪些患者会出现严重毒性。这也是精准医疗需要突破的关键环节。

总之，从KEYNOTE-671的确证到多种OS获益方案的并立，从多学科协作的深化到靶向与免疫的前沿探索，Heather Wakelee教授的分享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肺癌治疗图景。未来，随着生物标志物指导、AI辅助决策和个体化毒性管理的进步，肺癌的“治愈之路”将不仅更宽广，也将更人性化。